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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 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 贺劭清 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 摄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 摄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 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 摄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
游客参观秦兵马俑一号坑。张远 摄“仰韶文化西来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提出的。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中国的考古学资料有限。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发现中国不同地域文化是独立起源发展演化的，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尤其是史前时代，中华文明“西来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考古学对构建古史尤其是史前史的贡献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经过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丰富的出土文物，已证实中华民族的文明有着悠久的渊源，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有着清晰的独立起源发展脉络。(完)
受访者简介：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张浪 摄王建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通过对黄河流域史前人口的系统研究，揭示史前人口规模、人口自然结构等变化规律，认为史前人口变化、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中国这十年·斯人）“杂交谷子之父”赵治海：瘠田飘出谷米香****** 中新社石家庄10月12日电 题：“杂交谷子之父”赵治海：瘠田飘出谷米香 作者 赵丹媚 “种植‘张杂谷’五亩能脱贫，十亩能致富，百八十亩盖房娶媳妇”，这是“张杂谷”种植发源地河北张家口宣化地区流传的一句话。人们所说的“张杂谷”，正是“杂交谷子之父”赵治海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 今年64岁的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赵治海是中国知名农业科学家，业界有“南有袁隆平，北有赵治海”之称。种过地、赶过马车，年少时“地里刨食”的生活，让他深知一粒一粟来之不易。1982年大学毕业后，赵治海选择回到家乡河北张家口，与杂交谷子“打交道”。  资料图为2021年2月22日，赵治海在查看“张杂谷”长势。 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利用杂交育种技术，赵治海及其团队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张杂谷”系列品种，其表现高产、抗旱、优质、高效，将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谷子亩产从200公斤至300公斤提高到400公斤至600公斤，并创造了亩产811.9公斤的世界谷子高产纪录。同时，“张杂谷”还走出国门，在非洲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十余个国家试种成功。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了这一目标，近十年，赵治海将研究重点转向以饲料为主的谷子、谷草上。 谈及缘由，赵治海说，谷子作为杂粮，现在人们吃得少了，但谷子是粮草兼用作物，谷草是优质饲草，在农牧交错带发展杂交谷子产业，既可解决当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问题，还可解决饲草问题，让人们吃到放心的肉蛋奶，此为“藏粮于畜”。  资料图为2021年2月22日，赵治海正在观察谷子。 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2022年2月，饲用谷子被列入中国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十四五”全国饲草产业发展规划》。赵治海说，牛羊育肥需要精饲料，若把谷子作为精饲料，谷草作为粗饲料，会使牛羊肉的质量大大提高。“实验表明，喂食了谷草的羊，肉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比普通羊肉高50%，肉质细腻，且价格比普通羊肉每斤贵30元(人民币)，一些贫困地区可以通过发展高档牛羊肉增收致富。” “在育种上，追求高产是不变的主题，但不考虑环境承受力的追求高产不是我们的初衷。”赵治海说，一些干旱、土地贫瘠的地区无法耕种、放牧，但适合种植谷子这种生态友好作物，若为了追求高产而广灌溉、施肥，不仅会增加农民种地成本，也会破坏当地生态。“若能合理利用这些地区，或许中国制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这个数字可以扩大，更好地保证粮食安全。” 赵治海坦言，他今天仍然有压力，杂交谷子是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几代人50余年接力研究的成果，恢复谷子的主粮地位，储备谷子生产技能，打破国外苜蓿牧草的垄断，助农增收，这个目标一直激励着他。 如今，“张杂谷”系列成果不断扩大，已有粮食类20多个品种、饲草类3个品种，形成了适应水、旱地，春、夏播，早、晚熟配套的品种格局，基本覆盖了中国谷子适播区的所有生态类型。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谷子新品种研发力度，提高产量，发展优质饲草饲料，藏粮于畜。”正是因为挨过饿、吃过苦，赵治海明白，粮食问题不仅仅是某个国家的问题，人类必须寻求解决吃饭问题的新途径，同时保护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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